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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明显，前九个月累计减税降费达1.7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1.3万亿元的水平，但下阶段有必要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改变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提升企业获得感。当前主要减税税种为增值税，增值税为间接税，对企业利润改善有限，同时减税额度将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分配，行业话语权较弱的企业的减税获得感不强。企业所得税可以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对中小企业相对公平。

通过阅读和比较两个竞争对手的财务报表，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于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金融科技的人来说，看到Lyft和Uber相继递交招股书上市，非常兴奋。虽然大部分的财经媒体，都报道了很多关于两家公司财务数据等等， 来指出其盈利能力（或缺乏盈利能力）。

从蔬菜单品涨跌趋势来看，根据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价格指数办公室监测的9大类30余种蔬菜品种，14种指数上涨，9种指数下跌，其余指数持平。8月12日蔬菜日平均价格较11日上涨0.05%，较去年同比上涨14.12%，较上月环比下跌1.37%。在监测的蔬菜品种中，价格波动较明显的品种有樱桃西红柿、长茄、菜豆、大红西红柿、丝瓜、芹菜。

但是，由于中国以及全球的金融科技尚处于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往往会掩盖技术运用的风险。金融科技正在重构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务之间的逻辑，使得很多新兴业态游离于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监管者缺乏充分的技术手段对金融科技进行动态监测、实时追踪和事前预警，从而出现了监管漏洞。如金融稳定、数据隐私保护、技术与数据垄断等问题，也是现在全球监管层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全球也在金融科技的监管方面做出了不同的探索。比如，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实施了“监管沙盒”，美国则坚持功能性监管和技术中性原则，把金融科技相关业务按功能纳入现有监管体系。

茅台很快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2006年茅台的销售额达到62亿元，是乔洪到任时销售额9.8亿元的7倍有余。乔洪带来的业绩改善，逐渐赢得集团上下的认可，成为袁仁国争夺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头号”竞争对手。袁乔二人关系不睦成为亦公开的“秘密”，曾有经销商表示，“在中国只要是做酒的，没人不知道（他们）有矛盾。”

贸易问题无论怎样被政治化，它的最终解决一定首先对应贸易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否则贸易就将变质，成为违背市场意志的压迫性掠夺和恶意倾销，在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形。中国具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愿和能力是中美取得贸易谈判进展的重要基础，美方与中方谈判需要与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计划相协调，而不能让这个过程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必须尊重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欢迎中美达成的协议尽可能有规模和深度，因为那其实是两国共同利益在贸易方向上的一次量化过程。